施涵

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首席科学家

施涵博士的分享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我国实施“30·60目标”的意义与难度

2、经开区开展碳中和行动的优势与挑战

3、影响工业园区碳中和进程的关键因素

4、国家级经开区率先开启碳中和的有利结果和可选行动

01 我国实施“30·60目标”的意义与难度

我国实现“30·60目标”的承诺，也就是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年碳排放量按照图1所示的曲线演变。具体来讲，就是在目前排放水平上经历一个小幅上涨期，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最大值，然后进入一个30年左右的深度碳减排期，于206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再利用碳补偿方式，抵消无法避免的残留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吸收量的平衡，也就是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又称为“碳中和”。

图1 未来40年我国年碳排放量变化趋势

相比之下，我国实现碳排放“30·60目标”的意义和挑战，远超西方发达国家，具体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欧盟、美国和日本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有40-50年，而中国相应的间隔只有30年，这就要求中国碳减排的速度大大提高；

第二，欧盟、美国和日本实现碳达峰时的人均GDP至少是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时预测人均GDP的两倍以上,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较低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下开展碳中和行动。

02 经开区实施碳中和的优势与挑战

作为国家政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试验田，一些领先的国家级经开区率先实施“30·60目标”具有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

第一，随着工业企业持续向园区集聚，国家级经开区自然成为探索中国工业部门实施碳中和转型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园区碳中和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园区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第二，一些国家级经开区不仅是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其可持续城市化的先锋，领先的国家级经开区有责任开展先行先试，为所在城市提供实现“30·60目标”的解决方案。

第三，开展碳中和建设具有很多协同效益，包括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改进居民健康，提高城市宜居性，改进环境质量等。领先的国家级经开区可以提供成功案例来证明碳中和是一条经济、环境和社会多赢的发展路径。

第四，开展碳中和投资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实现碳中和要求投入增量初始投资，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与产能等存量资产，在更长的资产生命周期中以更低的资源环境代价来实现可持续的投资回报。具备较强的发展实力的领先国家级经开区可以展示碳中和所触发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与目前主流的追求数量的发展模式相比，具有长远竞争优势。

同时，国家级经开区自身所具备的一些特点，也为其率先开展碳中和行动提供了一些比较优势。

第一，工业企业，特别是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不断向园区集聚，所形成的地理邻近为企业之间有效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产业集群、产业共生、第三方公共服务等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的形成。

第二，除了积极开展新兴碳中和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试验和展示外，产业园区也更加关注推动这些新兴低碳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在园区产业化，形成相应的生产供应能力，进而去占领国内外市场。

第三，工业园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更加紧凑、联系更加紧密,所以更容易寻求不同基础设施之间（例如能源、水与废物管理系统之间，供水、水处理与回用系统之间）的协同合力，实现不同类型基础系统的整体优化，这对于实现地区碳中和十分关键。

第四，园区管委会多采用“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来设置和运行，与同级的地方政府相比，园区管委会组成部门之间交流、协调与合作更加紧密和顺畅，这有利于减少跨部门碳中和行动的交易成本，是建设碳中和地区的重要组织保障。

最后，对于一直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国家级经开区来讲，创新根植于他们的基因中，这使得其更容易拥抱碳中和所触发的基础设施、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根本变革，更可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除了要充分认识和积极利用上述园区的优势条件外，国家级经开区在作出向碳中和转型的重大决策时，需要充分评估和提前应对下列五方面的挑战：

第一，我国2020年首次进入人均10,000美元的门槛,具有进一步发展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合理诉求。然而目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主流技术体系和商业模式均是偏好于高碳发展模式的,近期投资决策受到当前主流的高碳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影响。

第二，在环境保护优先领域中,地方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等常规污染防治往往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优先，各国普遍规律是公众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重视要超过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视。

第三，中国尚在探索建立碳价机制的初期,目前大部分二氧化碳均是以零成本排放。

第四，大多数工业园区，以及园区内大多数企业均没有定期编制园区或区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更不用说开展相应的信息披露,所以大多数园区没有足够可靠的碳排放历史数据,来可靠地分析园区将在什么时间、什么排放水平上实现碳达峰,也难以对碳达峰后碳排放变化趋势开展科学预测。

第五，政府还没有给工业园区和绝大多数企业分配约束性碳减排指标。国家即将在“十四五”期间给地方和重要碳排放企业分配有约束性的碳排放指标，对于我国“30·60目标”实施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03 影响工业园区碳中和进程的关键因素

碳价、避免高碳发展道路锁定、控制“搁浅资产”风险是影响工业园区碳中和进程的3个关键因素。

碳达峰和碳中和不仅是环境政策，更是能源政策、产业政策和涵盖方方面面的经济政策。碳价、“碳锁定”与发展路径依赖、“搁浅资产”风险等是几个深层影响一个地区或工业园区作出涉及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

第一，碳排放成本外部化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形成合理的碳价是纠正上述市场失灵的关键。

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本质上是由于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环境成本并没有由其产生者承担,而是由全社会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温室气体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现象。

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就必须要使排放温室气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一定的价格（碳价）来承担上述环境成本。因此全社会平均碳排放成本——碳排放价格，简称碳价——是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否真正关注气候变化，采取实际行动开展碳减排的决定因素。

全球碳价形成的最新状况如图2所示。截止2021年，各国通过碳排放管理来形成碳价的方法主要有碳税（法国、瑞典和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碳排放交易系统（包括欧盟、新西兰和韩国）两种。瑞典和瑞士具有全球最高的碳价，高于10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当量，而挪威、韩国和日本已经对超过60%的碳排放开展收费。

迄今为止，全球只有近1/4的碳排放受到碳税或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管制，这也意味着，超过3/4的全球碳排放仍以零成本发生。

通过对欧洲29家高碳排放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如果按照10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价格来对其碳排放进行收费，那么上述钢铁和水泥企业就会严重亏损。可以说，随着碳价覆盖面的扩大以及价格水平的上升，高碳强度行业和高碳强度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今年1月，中国全国碳交易市场的第一履约周期正式开启，可以预见，其实施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企业开展碳排放管理的态度和行为。

第二，由于沉没成本、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组织学习及社会接受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地方的高碳发展模式会发生制度和重大技术的“碳锁定”（如图3所示），从而导致其从高碳发展路径向低碳发展路径转换必需发生巨大的转换成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上述发展路径转换成本将显著上升。

图3 高碳发展路径向低碳发展路径转换的时机与成本

第三，需要主动控制因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搁浅资产风险。

搁浅资产是指因市场形势变化而失去其应有价值的投资或资产。搁浅资产例子包括：

● 特斯拉引领的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会逐渐使传统内燃机汽车生产能力成为搁浅资产；

● 煤炭资源和燃煤电厂也将在日益升高的碳价政策之下，不断降低其资产价值，沦为未来的搁浅资产。

如果国家级经开区在“十四五”继续主要投资于传统污染的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增加化石燃料消耗，将会锁定未来30-40年的污染和高碳发展路径，会加剧“碳锁定”，产生显著搁浅资产，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04 国家级经开区率先开启碳中和的利弊和可选行动

“十四五”期间，国家级经开区面临着何时开展、如何开展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大抉择。由于一些地市在“十四五”期间从总体发展战略出发，还会把一些关键的高能耗投资项目放置于其所属的国家级经开区，所以并非所有国家级经开区在“十四五”期间均会实现碳达峰，但是一些领先的以及试图通过碳中和弯道超车的国家级经开区应该在“十四五”敢于引领工业园区和所在城市的碳达峰、碳中和潮流。一些有远见的国家级经开区率先开展碳中和能够取得下列有利局面。

1) 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可以争取更多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示范项目、专项资金和正面认可；

2) 把本地先行先试项目作为吸引拥有碳中和创新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企业入园发展的契机，以培育未来创新型产业集群；

3) 关注和避免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可能导致的高碳型城市基础设施变成“搁浅资产”的出现，主动加大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

4) 低碳发展模式有效促进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产能的形成，加速园区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5) 积极探索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可行路径，促进碳汇等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6) 在国内外树立绿色环保的园区形象和知名度，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绿色知名度会进一步加强园区对注重绿色环保的高端人才和国内外—流创新型公司的吸引。

对于希望在“十四五”期间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国家级经开区，建议从下列4个方面展开行动：

1) 编制与实施园区碳达峰规划以及碳中和路线图，开展碳中和有关的机构能力建设；

2) 识别培育区内有条件的企业、机构、园中园或社区开展碳中和先行先试；

3) 开展以智能电网、园区企业节能减排网络小组、公交电气化等的灯塔项目；

4) 培育打造新兴低碳技术产业集群。

图4 “十四五”期间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行动

综上所述， 一方面，我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决策，将根本上变革能源、建筑、交通等基础设施，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另一方面，近期发展决策无疑会受到当前主流的高碳发展模式和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

国家级经开区在“十四五”期间正在作出的重要发展决策，将成为园区在未来继续走高碳发展道路，还是转向低碳发展道路的转折点。在这种背景下，园区特别需要重视避免发展的碳锁定，控制因为全球在本世纪中叶实施碳中和所引发的高碳投资“搁浅资产”风险。领先的国家级经开区在“十四五”期间率先实现碳达峰，将为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后，碳中和就像正在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浪潮一样，将成为工业园区在未来40至50年中变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对于国家级经开区而言,迫切需要在园区内部提升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视程度，并且建立有关碳中和的监测统计、分析决策和对外沟通等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的碳中和进程与实施成本，从而决定园区未来的总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