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授指出，疫情后实现“绿色经济复苏”已成为世界广泛共识，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大国关注和博弈的重要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性的全球公共危机，对全球经济、社会、民生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气候变化则是长期更深层次的地球生态危机。我们当前应对疫情恢复经济、救助企业、保障民生、补产业链短板的过程中，要和应对全球变化结合起来。所以联合国也呼吁世界各国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经济复苏举措的中心位置。欧盟宣布疫情后坚持《欧洲绿色新政》，经济恢复计划的1.8万亿欧元中的30%将用于绿色基础设施和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到2019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和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达15%左右的目标。在疫情之后的“十四五”期间，仍然要坚持“十三五”期间节能和减排二氧化碳的政策导向和行动力度。“十四五”期间要推进工业部门特别是高耗能重化工业部门率先达峰，也要开展重点省市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先达峰行动；进一步提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争取到2025年达到20%左右，为我国全面实现2030年NDC目标奠定基础。

何教授提出，政府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建设，为企业低碳转型和技术升级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在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完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17年底我国已经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发电行业开始，需要尽快扩展到其它高耗能行业，进一步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运用市场机制来促进全社会和企业的节能和减排二氧化碳。在建立碳市场的过程中，也会加强各个企业和地方碳排放的统计、监测、报告和核查的体系建设，保障碳排放量的透明度、真实性和准确性，这是一项基础能力的建设。

何教授提到，全球深度脱碳目标将“倒逼”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

很多先进的革命性的技术，必须突破。比如说要实现钢铁水泥石化等部门的生产过程净零排放，其生产工艺必须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紧迫目标的倒逼下，各国也都会加大这些领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未来世界技术创新的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智能化，如发展数字经济，5G通讯，工业互联网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个是低碳化，要实现大幅度二氧化碳减排。这两大技术创新方向将会密切结合，代表世界技术创新的前沿和竞争的重点领域。

另一个技术创新方向是新能源产业。风电太阳能发电近10年发电成本已经下降60%～80%。从2020年到2050年，中国低碳转型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也将达100万亿元，这既是新经济增长点，也将催生新的就业岗位，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低碳技术发展也每年会拉动1～2万亿美元的投资，创造1500万到2000万的工作岗位，单位生产量的投资和就业的强度比传统能源一般会高出1.5倍-3倍。

此外，企业也需要在公众当中打造自身低碳发展品牌形象。比如说BP公司，壳牌，还有力拓公司，都相继提出到2050年实现经营活动碳中和。对跨国公司而言，低碳标准也将成为和价格、质量、服务一样重要的因素。企业也需要越来越多地公布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碳排放信息。